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史学救国”？马克思主义史
史学救国，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梁启超的名言：“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为国人所熟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救国者们发现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从而，证明这个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一个首要课题。
我国前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都是革命家，他们根据革命的需要进行史学研究，唯物史观帮助他们弄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制定出革命的政策与策略；史学著作则是他们用以打击敌人，教育宣传群众的武器。史学为革命服务，这既是中国近代“史学救国”传统的光大，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时代使命。
所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历史学，亦可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学派，是在相互对峙、相互质疑，这样一种百家争鸣的环境中，慢慢成长起来的。这种百家争鸣，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其以外学派的竞争，还有其内部对于学术的不同看法和各自主张的争论。
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的时候最为突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突飞猛进的速度迅速成长起来。而且，在郭沫若以后，更是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些史学家，虽然信奉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各自的观点却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在彼此之间的竞争与支撑中共同行进。
在以唯物史观作为研究理论指导的前提条件，他们都对郭沫若的史学，展开了坦然猛烈的学术讨论。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场古史分期讨论。
史学家们一边思索着关于理论建设的问题，一边反对不加思索地直接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郭沫若在分析处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理论上，机械性地套用了它。史学家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吸取郭沫若的教训后，开始把唯物史观与中国的实际历史结合在一起。
这其中，以侯外庐为代表，他凭借着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中国古史的掌握，提供了一条独特的思考道路。而且，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中，侯外庐和郭沫若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上的讨论，也是最为激烈的。侯外庐，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山西平遥人。
根据记载，侯外庐在1922年，分别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同时攻读法律和历史专业。1927年，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并试译《资本论》。1930年，回国后，先后任哈尔滨法政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并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及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工作。
在史学界，侯外庐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并称“五老”。
可以说，他们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而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明确而坚定的理想信念，并都曾在理想信念指导下，积极投身革命斗争；他们都是为了解中国国情变革现实，而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
在当时，由于受到不同学派观点的影响，人们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可以说是各有见解。侯外庐面对这种情况，另寻蹊径，从自己的理论知识出发进行探索。他发表了一本关于中国古史的研究书籍，书中展示了他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合理的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它融入到中国历史中的想法。
不仅如此，他还在书的开头，提出了对古史研究的三个原则。侯外庐心里认为：只有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透彻了，才能合理地解释接下来的问题。不过，郭沫若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他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划分为几个时代，然后，从这一角度出发，划分出不同的社会和时代。
但是，侯外庐却认为，郭沫若的做法并没有直面解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因此，侯外庐格外重视根据亚细亚生产方式，来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规律。他认为：中国古代虽然进入了文明时代，但是，仍然存在氏族组织，因而判断中国古代属于“亚细亚的古代”类型。
这主要是从以下两点可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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