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政府最忌真史学发达”！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看完什么感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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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来源：台北傅斯年图书馆·傅斯年纪念室照片。）

傅斯年既有强烈学术进取心，也有强烈文化自尊心。在《旨趣》中举多例论证，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有个好开端，但现代落后，是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不添新的了”，“政府最忌真史学发达之故”。

欧洲七年苦读，涉猎甚广，让傅斯年有宽阔的国际视野，“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都有彻底的认识。”（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傅斯年清醒地意识到中西学术交融的发展趋势，“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在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鉴于西方汉学之特长。”（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

傅斯年在《考古学的新方法》分析，中国考古旧方法之弊，“都是用文字做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肯定外国学者新的研究方法，“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做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

所以在《旨趣》中提出“扩张研究材料”、“扩张研究工具”的宗旨，还在结尾响亮喊出三句口号，最后一个口号极具煽动性，也是点晴全文的心声：“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傅斯年本人在文史哲等众多领域建树颇丰，可惜天妒英才，否则学术丰碑更巨。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在《学术之外的傅斯年》评价，“作为学者，傅斯年本人的学问，在他同时代的学人中不是最好的，但他是有真学问的。”

也有学者对傅斯年的学术贡献评价很高。如他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中的五篇文章（《夷夏东西说》、《姜原》、《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何兹全认为“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独到的见解，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

哈佛大学教授、考古学家张光直称赞，“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并说此文与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最好的两篇文章。（何兹全《独为神州惜大儒》）

史语所的学术重镇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中介绍，“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集刊'和‘分刊'，得到国际学术界很高的重视，……孟真领导的力量是不可磨灭的。”

季羡林在《扫傅斯年先生墓》也说，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集刊》在几十年内都是国内外最有权威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刊物。一登龙门，身价十倍。”欧阳哲生在《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中称赞，“史语所《集刊》、《专刊》所发表的作品没有一篇不是精心制作、严格编审。”

历史的车轮势不可挡，历史的公正一往无前。傅斯年为中国大学、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奉献的不朽功勋，被学界铭记，被民众传颂，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

（【山水微言·83】，本文为《功狗·功人·功主──傅斯年史评三重奏之立功篇》第12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