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史馆运行机制

史馆是史学工作的主要承担者。梁启超先生曾说:“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1］然而，这与南朝中央史馆人员的选任情况似乎搭不上界。民间有谚语“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2］，意思是只要从车上掉不下来就能当著作郎，只要能说“身体如何”的问候话就能当秘书郎。史书也有记载:秘书郎，求之者甚多，只能“待次入补”，“例数十百日便迁任”［3］493，“自齐、梁之末，多以贵游子弟为之，无其才实”［4］，“江左多任贵游少年，而梁尤甚”，“陈著《令》:令、仆子起家为之”［5］297;著作佐郎，“此职闲禀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6］。这些记载让人们觉得南朝史馆似乎只是那些不学无术的世族子弟在仕途上的跳板，那么，在门阀制度的背景下，史学为什么还取得了比较高的成就，南朝史馆与史学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对史官选任的考察

首先，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南朝史官的出身与任职情况。笔者从正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中辑出曾任史官的人数共189人。包括秘书郎、著作佐郎、著作郎、秘书监、秘书丞、著作正员郎、著作令史、撰史学士、撰史著士，后四个官职人数分别是1、1、3、2，显然不具备考察的意义。下面则着重考察论述秘书郎等五个职官的选任情况。

(一)秘书郎

秘书郎共辑得51人，约占总人数的27%。

宋11人:王僧虔、谢颢(疑释谒为秘书郎)、褚贲、王俭、谢氵蘥、萧惠开(低级士族)、谢世休(秘书郎，新除被诛)、王慈、殷淳、萧缅、王缋。此11人中有10人出身高门，只有萧惠开1人属低级士族，皆以秘书郎起家。

齐6人:王寂、江蒨、萧遥欣、萧颖胄、何胤、王泰。此6人无一例外地皆起家于秘书郎，并均为世族子弟或王室成员。

梁33人:张炽、王训、王劢、王锡、王规、王褒、谢举、褚翔、张嵊、张缵、殷钧、何敬容、张绾、张缅、萧孝俨、萧恺、谢嘏、王泰、王承、王佥、王通、王质、袁宪、萧子云、萧昱、王玚、袁枢、袁敬、王冲、谢哲、萧济、徐份、王固。按《隋志》记，梁有秘书张炽《金河集》六十卷［7］1077。张炽曾为萧颖胄府长史［8］672，盖入梁仕至秘书，门第等情况不详。其余32人，除张缅属低级士族外，皆出身高门，且全部起家于秘书郎。

陈，蔡凝1人。前引陈制度:秘书郎“令、仆子起家为之”，而蔡凝虽是高门，但“祖撙，梁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父彦高，梁给事黄门侍郎”［9］470，蔡彦高还做过什么官，史书并没有更多记载，这可能说明陈的制度规定与其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但还需要根据更多的材料加以证明。

由此可见，南朝秘书郎的人选非王室成员即甲族子弟。需要补充的是，高门起家秘书郎自刘宋以来就已经形成传统，不独齐梁如此。

(二)著作佐郎

著作佐郎是世族子弟仕途上的又一重要跳板。共计47人，约占总人数的25%。

宋17人:褚渊、顾愿、王莹、王奂、王秀之、褚寂之、褚湛之、褚彦回、蔡廓、沈统、江湛、萧映等高门12人，低级士族如萧惠基1人，门第不详者如顾练、殷朗，共15人，皆以此官起家。袁顗、谢绍2人皆出自高门，曾任职著作佐郎，史学成绩史无记载。

齐7人:王瞻、张率、王泰、萧秀、萧藻、萧介、萧洽均以此官起家。

梁20人:萧几、陆襄、萧特、柳敬礼、柳巧言、萧引、陈昙朗、到仲举、谢绥、王瞻、王长玄、王峻、柳仲礼等13人出身高门;到荩、刘孝绰、刘谅、徐悱、刘显、姚察、萧视素(迁著作佐郎)等7人出身低级士族。

值得注意的是，较之宋、齐，萧梁著作佐郎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低级士族开始介入，并占据几近三分之一的比例。更重要的是，著作佐郎不仅全为起家之用，其撰史的职能也逐渐回归，主要体现在任用门第不高又有才学之士，如姚察，“中书侍郎领著作杜之伟与察深相眷遇，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9］348据杜之伟《解著作表》:“臣以绍泰元年(555)，忝中书侍郎，掌国史，于今四载。”［9］455知其求解著作之事发生在陈永定初年(557)。故姚察佐著作时，当在绍泰元年(555)至陈霸先受禅之前的梁末。

陈3人，江溢、姚察、陆从典。只有高门陆从典以此官起家。《陈书》卷27《姚察传》:“吏部尚书徐陵时领著作，复引为史佐，及陵让官、致仕等表，并请察制焉”。“复引为史佐”说明姚察此次任职当与上文所引“佐著作”相同，均应作“著作佐郎”理解，时间在太建初［10］。《北史》卷 36《薛辩附薛聪传》，薛聪释褐著作佐郎，“于时，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解巾，优者不过奉朝请，聪起家便佐著作，时论美之。”可见陈时著作佐郎仍然有效地参与了撰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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