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不古不今之学及相关问题辩证

陈寅恪在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1]陈寅恪生平,夫子自道性质的话本不多见,加上这一段文字与他的治学方法、范围,政治立场,文化观点关系重大,因此是了解他的思想的绝佳突破口。在 “文革”后的数十年间,研究陈寅恪的文章也对其相当重视,相关解释不仅数量繁多,且每有互相抵牾之处。本文即以陈寅恪个人著述为主,参照各家研究,对这一段话进行辩证,以期对理解其思想有所裨益。

一、“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

何谓 “不古不今之学”?目下学界流行的,主要有治学范围、治学方法两种观点,现分别予以讨论。

(一)治学范围说

汪荣祖 《史家陈寅恪》认为,所谓 “不古不今之学”,是指中国的中古 (即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一段学术[2]。冯友兰 《怀念陈寅恪先生》、周一良 《纪念陈寅恪先生》[3]等文也持同样看法。摈除私人因素,此说的源起,或与陈寅恪以中古文史研究驰名当世,又对后世影响巨大有关。但在陈寅恪的学术生涯里,中古并不是他关注的唯一领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作于1934年,当时的陈寅恪着意于哪些研究领域?以下拟从其开设课程和所撰文章切入,考察这一问题。

先看所开课程:据 《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26年秋,陈寅恪初次在清华国学院授课时,演讲题目为 “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指导的学科范围则有“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文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和 “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翌年,又新增 “梵文”一课。1928年,他受邀于北大历史系开课,所开课程有 “佛经翻译文学”与 “《蒙古源流》研究”两门。1929年,清华国学院撤销,陈寅恪转入中国文学、历史学、哲学三系开课。课程计有 “佛经翻译文学”“佛典校读”“中国中世纪哲学史”“《高僧传》之研究”和 “唐代西北石刻译证”五门。当时教授所开的课程,往往与他们的治学范围关系密切,如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古史新证”“《说文》练习”,梁启超则是 “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都与他们当时的治学兴趣相一致,陈寅恪也不例外。从课程表看,他回国初期的治学重点,实为佛教文学与西北史地,而非中古史。1929年的课表则反映了一些转变的迹象。到1932年,陈寅恪开课九门,其中 “唐诗校释”“唐代诗人与政治关系之研究”“中国中世纪哲学”“晋南北朝隋唐史之研究”“晋南北朝隋唐文化史”“晋南北朝隋唐之西北史料”,就都已经在中古文学和史学的范围之内[4]。可见,陈寅恪的治学重点由 “殊族之文,塞外之史”转向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一段,最迟在1932年。

再看论文: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于每年纪事后附有 “编年文”一项,参校2009年版 《陈寅恪集》,不难发现,除少数例外,陈寅恪从1927年到1931年的文章所涉及的范围和他的课程是一致的。1932年情况稍异。本年他所发表的七篇文章,五篇仍与佛教相关[5]。而不相关的两篇,《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是为当日清华国文考试的 “对对子”风波所写;《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则和史语所所购的大内档案相关。陈寅恪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又是购买这批档案的主导人之一,为这批材料中的某一部分写跋语,自是分内之事。也就是说,这两篇文章,都是 “为公”之作,和他的个人研究关涉不大。这一情况是否表明,一直到1932年,其治学方向仍未转变?恐怕未必。依常理而言,学者从准备某领域的研究到写出相关研究文章到发表,中间是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的。1932年陈寅恪虽仍发表了不少原有研究范围内的文章,但到1933年,其见诸公开刊物的作品,就全属中古文史的范畴了[6]。其中 《支愍度学说考》还是发表于年初史语所庆祝蔡元培六十五岁生日的论文集。照论文写作的程序推断,此文的构思肯定在当年之前。因此,课程所反映的陈寅恪的转向时间,在他所发表的文章里,是能得到佐证的。

既然陈寅恪至迟在1932年即已致力于中古文史领域的研究,那么,1933年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的 “不古不今之学”指其中古之学,在时间上自是可能的[7]。

不过须注意的是,这句话中有 “平生”二字。将它置于 “中古”之前,无疑与上述实际情况不符。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陈寅恪 “不古不今之学”的本意,即指 《陈垣西域人华化考序》中的 “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8],其上限自然是魏晋,而下限,据其著述推断,当在清中叶。也就是说,所谓 “不古不今”的 “今”,是指与陈寅恪家族活动密切相关的晚清民国时期,与 “三古”说下的 “近古”概念没有直接关联。惟其如此,他早年关于西北史地和佛教文学的考证研究才能被囊括其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而他晚年一边继续元白诗歌的教学,一边从事 《再生缘》、钱柳姻缘的考证也可显得顺理成章)。至于后来 “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谨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期间”“弟于蒙古史事,今不敢妄谈”[9]之类的议论,一方面与他耻居人后的抱负相关,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抗战军兴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有感于国破家亡的现实困境,不少中国学者毅然改变原有的为学路径和范畴,以求对民族有直接的贡献。战前专事考证者如钱穆和陈垣,在战时的文章中都更直露地表现出对民族文化的温情和对民族气节的推崇。陈寅恪早期文章已有不专意于考证的倾向,加上他历来关注国家政治[10],自不会不 “捐弃故技”,投身其中。加之他旧日所藏书籍又大半遗失甚至毁于战火,遂使他不得不大大缩小研究的领域[11]。但无论领域如何缩小,陈寅恪对 “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的关注却是始终如一的。他的改变,只是在坚守大方向前提之下所做的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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