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以来八旗名典雪桥诗话研究综述与展望

《雪桥诗话》四集共四十卷，计百万余言，为现所知见融诗、话、评为一炉之旧体诗话规模之最，存有明末至清末三百年间大量的文史资料，辑录、评论了清一代众多作家作品，并多有相关本事的选录叙述。自刊印以来，先后得到陈三立、沈曾植、李详、陈寅恪、钱锺书、钱仲联等名士的赞誉，最先由吴兴刘承干刻印，收入《嘉业堂丛书》，其中，《雪桥诗话初集》曾于民国癸丑年(1913)、甲寅年(1914)两次印行，甲寅印本改正了癸丑印本的一些错字和疏失。《雪桥诗话续集》刻成于丁巳年(1917)，《三集》刊刻于己未年(1919)，《余集》刊刻于丙寅年(1926)①。迄今为止，《雪桥诗话》已传世百余年，积累起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需要梳理，以资益于后续研究。总的来看，其研究历程可分为20世纪中期前，也即建国前；20世纪八九十年代；21世纪以来三个时期，以下分别述评之②。

一、20世纪中期前

这一时期主要是《雪桥诗话》刊刻之时，杨钟羲自跋以及他人为之撰写的序、跋。他序、他跋的撰写者为杨钟羲同时代人，熟悉杨钟羲生平、性格、心态、思想以及《雪桥诗话》的编纂情况，故而这些序跋所下的结论，所提出的观点可视为代表了《雪桥诗话》最初的研究情形。

(一)成书性质、内容特点的评价

杨钟羲自跋称《雪桥诗话》为断代诗话，以存人、存诗、论人、论诗为主体，并广泛记载朝章国故，前言往行，从中不仅可见清代诗歌史、诗学史，也可窥见清代学术史、社会史的发展演变，其云：“大抵论诗者十之二三；因人及诗、因诗及事，居十之八九。其人足纪而无诗，其诗足纪而无事，概未之及焉。不足括一代之诗之全，而朝章国故，前言往行，学问之渊源，文章之流别，亦略可考见。”[1]712缪荃孙对《雪桥诗话》的认识最有代表性，他指出该书特色在于保存清代掌故：“此虽名诗话，固国朝之掌故书也。由采诗而及事实，由事实而详制度，详典礼，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详于满洲。”[1]5陈三立从政教、学术、风俗、其人行谊遭遇等论述了其存史的价值，其称：“留诧所为《诗话》，掇拾所及，比类事迹，甄综本末，以关于政教、学术、风俗及其人行谊、遭遇，网罗放失，彰阐幽隐，俨然垂一代之典，备异日史官之采择。”“成《雪桥诗话》前后凡四编，都四十卷，每编自为起讫。自胜国遗民以至昭代名臣、硕儒、畸人、逸士，或以人存诗，或以诗存人。大率以诗为经，以事为纬。其最难者，如举一人之事，每胪举他人所赠诗以证其人之生平，此非博览而强记者不能想。”[1]2121

另如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吴宓《吴宓诗话》等著也都间接指出《雪桥诗话》掌故书、八旗文学文献的特点和价值。

(二)编纂动机、体例特点的评介

《雪桥诗话》的编撰主要是出于存一朝诗史，备一代掌故的目的。其体例主要表现在以人存诗，或以诗存人；以诗为经，以事为纬；人、诗、事之间相互关联或印证，如以下序言所称：

一日以《雪桥诗话》十二卷见示。自首讫尾，读十日而毕，曰：此虽名诗话，固国朝之掌故书也。由采诗而及事实，由事实而详制度，详典礼，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详于满洲。直与刘京叔之《归潜志》、元遗山之《中州集》相埒。——《初集》缪序

圣遗居士所为《雪桥诗话》，旨远词文，不为空绮，大意所在，欲使读本朝之诗者，有以见诗中之人、诗外之事而已。

成《雪桥诗话》前后凡四编，都四十卷，每编自为起讫。自胜国遗民以至昭代名臣、硕儒、畸人、逸士，或以人存诗，或以诗存人。大率以诗为经，以事为纬。其最难者，如举一人之事，每胪举他人所赠诗以证其人之生平，此非博览而强记者不能想。

另有金蓉镜指出杨钟羲的“黍离之感”；缪荃孙称杨钟羲是“千古伤心人”；沈曾植点明杨钟羲以为《诗话》有益于复兴故国，“网罗一代期，寿以百千祀”；李详有言：“尊著举本朝之诗，存本朝之人，因本朝之人，存本朝之事。其意深厚，其旨隽永，具征文考献之心，无标榜门户之习，别裁伪体，导源正宗，其有资史料。”明确指出《雪桥诗话》因诗存人，因人存事，存一代坟典，以为历史延续的价值特点与遗民追求。孙德谦说：“抱彼黍之恸，致维桑之恭焉。”同样点出其遗民心绪；刘承干综观《雪桥诗话》四集，认为读者从中可以窥见清代盛衰和满族文化流变，其云：“于前言往行，纪之特详，而盛衰大要，亦略可考见。”可见，杨钟羲创作《雪桥诗话》意在对清一代各类文献的搜集整理，对满族历史的追忆保存，对本朝掌故的重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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