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小说戏曲发迹变泰题材流变及内涵探微

小说和戏曲都是叙事题材类型的文体，只不过是在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古代，小说和戏曲的重要题材来源于史学内容的记载。因此史学的研究对于小说和戏曲的研究都有很大的联系。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宋元明的小说、戏曲无疑是中国小说、戏曲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朝代之一。而小说戏曲中，发迹相关的内容是一个长盛不衰的题材。本文立于史学的研究基础，研究这一文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并深入探析其文化意蕴。

一、发迹变泰题材历史源流略述

追本溯源，发迹变泰题材源自宋代，至元明两朝，发展变化较大，而到了清朝，逐渐归于平淡，基本无变化。在众多“说话”类别中，第一家当属“小说”，“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由此可知，在小说题材中，发迹变泰题材属于重中之重。不但小说如此，戏曲也不例外。

总之，历经社会的变迁、历史的沉浮，一共孕育诞生了三种题材类型：

一是文人升官发财。“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谊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在当时，可见，这类题材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也很受艺术家的欢迎，艺术上比较成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与震撼力。

二是武人升官发财。此类题材多置于历史背景之下，在宋代，有重文抑武的倾向，一般来说，武将很难挣得好的前程，虽有“讲史”一门，但着力点却在《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上，由此导致在小说戏曲作品中，基本没有涉及此类题材；到了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重武轻文，此类题材发展起来。因此，此类作品以元代居多。可以说，它是一种创新，引领了新的发展方向。

三是工商业者发家致富。由于文人士子作家群的加入，明朝后期的戏曲打上了文人化的烙印，不再只针对市井勾栏，超出了俗文化的范畴，因此，此类题材在戏曲中是不存在的，它主要存在于话本小说当中。此时在作品中塑造的商人，突破了传统观念的禁锢，已不是见利忘义之辈，而是善良正直，吃苦耐劳的正面形象，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商人吕玉、《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商人施复，他们都拾金不昧，品格高尚。一方面，他们有头脑、有智慧，而且努力上进，凭借自己的一双手打拼，赢得了财富，另一方面，又暗含他们是好人，所以得到好报的思想，商业竞争的残酷被冲淡了，多了一些传统道德的温情。

二、发迹变泰题材存在的社会基础与文化意蕴

发迹变泰题材存在的社会基础根源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宋朝重视科举，通过科举考试招募了大量的人才，并且在最大程度向低下层民众敞开，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避免高官子弟的影响，对文人官员实行优待，重文轻武，文职官员在要位上都高居重职。宋朝文人所处的历史地位较高，有很多文人志士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跨越，但是从庞大的人数基数来看，这一群体毕竟还是少数，大部分的文人依然生活于底层，甚至在为基本的生活条件而担忧，他们怀揣着理想生活的向往，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来回游走，戏文出现于宋代就是时代特点最好的写照，这些内心理想得不到实现的愤懑之情很多都通过戏曲的形式进行演绎。

到了元末明初战事频繁，社会历史属性发生了根本变化，元朝的地域广阔，身居要位武职官员不断发展自己的武装势力，文职官员地位不断受到排挤，对于汉族的人来说，身份又处于社会被统治阶级，通过科举进入到上层的通道基本上处于封闭的状态，明朝初年的科举长期被荒废，明朝后期出现了我国的最早的资本主义商业的萌芽。

元末明初这一时期是文人遭受遏制发展的一段时间，由于朝廷实行分明的民族歧视政策，广大的民众处于被压制的生活状态，文人一方面接受现实的摧残，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文学创作进行谋生，他们创作的题材更倾向于民众的喜好，自身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向现实低头，在动荡的社会，由于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武职官员不断受到重视，武力成为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一些兵器开始进入到普通家庭中，人们开始学习如何使用这些兵器，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文人骚客虽然还想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是社会角色依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的向城市游民进行转化。随着明后期资本主义商业萌芽的发展，文人的外壳褪去的更加迅速。综合起来来看，各种类型的发迹变泰题材来看，具有几种普遍的社会意识，首先是物质富贵生活的追求，虽然上层士大夫羞于表现自己的内心追求，但是大众文学则表现的更加直接，富和贵的转化总体上来看是从望贵到希富进行转化。还有就是发迹变泰题材精华部分，就是人民性以及民主意识的不断觉醒，男性角色在女性角色的衬托和辅助之下拥有更多成功的典型角色，相比而下，女性的角色更多地体现出卑微，贵贱之别反应的十分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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