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河渠书的史学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史记·河渠书》是研究我国秦汉时期水利的一部重要文献，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它不但介绍了秦汉时期的水利工程设施、部分水系的基本情况，也具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史记·河渠书》中，凸显出了司马迁眼光长远的环保意识；所采用的水利工程建设的某些方法先进；有不少经验和教训是很值得借鉴的，特别是水利工程建设要进行认真地考证；人们逐渐开始主动改造自然的意识，对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一定警示性。

一、防患于未然的环保理念

环保理念，乃是现代人生活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事实上，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已经开始提醒统治者：要注意对环境的保护，以防患于未然。

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司马迁在这里的表述是值得探讨的：如果仅仅是为了记载如何修补决口，写成“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即可，何必又加入“是时东郡烧草”这一句呢？

所谓的“烧草”，应该同早期开荒时将一片树林烧掉的目的是相似的，都是为了便于进行农业生产等经济活动。而树木、薪柴之类又是进行河流决口修补的重要材料，但因瓠子河决口处进行了“烧草”，导致存活的树木、薪柴过少，其数量不足以对决口进行修补，因此不得不从“淇园”运来大量竹子，以满足修补决口的需要。那么淇园又在什么位置呢？据考证：“淇园，卫之苑也，多竹条。”这里的卫，即古卫国，位于今天淇县西北；而瓠子河的位置，据史料载：“又东北过濮阳县北，瓠子河出焉。”即位于濮阳县的北部。根据谭其骧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对两地位置的标注，发现两者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远的，这在无形中就延长了修补决口的时间，意外地扩大了受灾的面积，造成了更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除此之外，因为烧草，又使得人们不得不砍伐竹林作为修补决口的材料，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看似无可厚非，实则危害巨大。据《水经注》记载：“平帝已后，未及修理，河水东侵，日月弥广。”李民在研究这一时期的黄河决口时则指出：“割草、砍树、伐竹林，因而使黄河大堤两旁裸土表露，加以沿河地区的不合理垦殖，使得水土流失更为严重。”这样看来，当时的“烧草”，不但对这一地区当时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对周边地区和后世也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司马迁如此重视“烧草”细节，不仅仅只是为了保证记叙的完整性，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环保理念。司马迁记载此事可能是在批评和提醒统治者：对于经济的发展，不要一味考虑如何进一步扩大耕地的面积，如何进一步增加农作物的数量，从而获取更多税收，增加财政收入；也要注意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注意对环境的保护，否则很可能会对社会和民众造成巨大而持久的不利影响。

二、可资借鉴的水利建设经验教训

(一)修补决口之重点——“以为楗”

在现代，人们面对河水决口，修补起来会相对容易。但在古代社会，当洪水过于严重而导致堤坝决口时，该如何进行修补？又用什么材料来修补呢？

事实上在《河渠书》中，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答案：“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窴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圜之竹以为楗。”可见，当河水决口时，进行决口填补的材料主要使用的是树木和竹子，而最重要的修补方法则是“以为楗”。关于“楗”的含义，司马贞和裴骃都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司马贞认为：“楗者，树于水中，稍下竹及土石也。”而裴骃则指出：“树竹塞水决之口，稍稍布插接树之，水稍弱，补令密，谓之楗。以草塞其里，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为之。”根据司马贞和裴骃的说法，这一时期对堤决口行修补的主要方法是：先用树木和竹子去填补决口处，尽量使水流速度减缓；然后再不断用竹子和树木加固，可能会将其设计为网状结构，以进一步弥补缺口，同时用泥土以及石块来将决口补牢。而整体来看，修补方法还是有效和恰当的,而且后世在进行决口的修补工作时，也借鉴了这一方法：“往大河充塞，侵啮金堤，以竹笼石葺土而为堨，坏无已，功消亿万，请以滨河郡徒，疏山采石垒以为障。”汉顺帝时期，与汉武帝的修补堵塞方法类似，但是因为竹土抗击水的冲击力极为有限，所以完全改用石头代替。岑仲勉先生指出，曹操的“其堰悉铁木石参用”以及王延世以竹落盛小石塞决，都是两汉用埽合龙及建筑石堤的故事。这里的埽指的是治河时，用树枝、秫秸和石头等捆扎而成的堵缺决口的器材。可见这些后世的修补方法和汉武帝时期的修补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很有可能是后世借鉴了汉武帝时期的修补决口的方法。它揭示了在秦汉时期，中国的水利工程建设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和先进，不仅可以修建水利工程，也已掌握了较为科学的方法来对决口进行修补，更为后世进行河水决口的封堵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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