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兴衰的史学探源在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

中医学（即中医药学）是世界传统医学中基础理论体系最完整，临床辨证论治技术体系最成熟，医疗疗效最可靠、最卓著的传统医学，也是世界上可以与主流的西医学（即现代医学）相匹配的传统医学。两千多年以来，中医学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令人瞩目的突出贡献。然而在当代的生存、发展中，却因长期的被改造、被西化而伤痕累累。尽管以往在中医学编年史、断代史研究上有不少成果，但是对产生中医学的文化底蕴却研究甚少。当今的中国正迈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民族复兴以文化复兴为依托，文化复兴以民族复兴为动力。从源头上研究产生中医学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将可能焕发出推动中医学传承、创新的内在动力。

弗朗西斯·培根曾经说过：“史鉴使人明智”。一个学科形成和延续的历史越久远，孕育这一学科的历史研究便越重要。明辨“中医学我是谁”和“我是怎么来的”，无疑是当代中医学史学研究首要的课题。为此这里谈一些个人的看法，衷心希望与会同仁们批评指正。

1 无定义和西医化的当代中医学

在数以千百计的人类哲学、科学之林里，每一门具体的学科都有自己的定义，唯独中医学是一个例外。按照通行的逻辑学原则，学科定义一般是由一个判断句来完成的。在这一个判断句里，包括被定义项、定义联项、定义项三个要素。比如，“中医学”三字属于被定义项；“是”字属于定义联项；需要揭示的中医学的本质特点与属性，属于“定义项”。定义项中的本质特点与属性，指的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及方法。其中研究对象，尤其不可或缺。而且在定义项只能用名词来表达，是不允许使用形容词的。

长期流行于书面的类似中医学定义的说法大体有四种：“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医学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中医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中医药发源于我国，是中国各族人民几千年在同疾病作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流行于人们口头上的，以形容词称谓中医学的习惯性说法则更多。诸如“独特”“瑰宝”“宝库”“结 晶”“特 色”“优 势”“特 点”“规律”“精髓”，还有“深厚科学内涵”“宝贵财富”“原生态的”等等。以上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积极的，但是在学术上并不能视为中医学的学科定义。

中医学基础理论体系中的藏象经络、四诊合参、病因病机、治疗原则、方剂组合、中药针灸这六大范畴当然是瑰宝，而在中医学基础理论体系成熟之前的一方一药，一针一艾，以及民间流行的一己一时之经验，也常常被人们称之为瑰宝。然而，基础理论体系与一己一时之经验，是有巨大差别的。诊疗技术以及一己一时之经验，不能脱离基础理论的指导，更不能与基础理论体系相提并论。在中医学定义明确之前，指意不清的“瑰宝”之说极可能造成学术发展方向的莫衷一是，令中医学陷于“守财奴困死在珠宝洞”的窘境。首先厘正“中医学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这两个核心学术难题，才会使中医学跨越生存与发展窘境，把握好传承、创新的方向罗盘。

中医学西医化，是困扰中医学传承、发展、创新的另一个大难题。长期以来，我们把创造新医学、新药学的愿望；把临床上的中西药混合杂投；把西医学的还原性研究方法用于对中医学的验证、解释、改造；把西药常用的提取方法用于从中药材里提取有效成份的研究；把中医教育上中、西医课程双管齐下的做法；把管理西医的法规用于中医药事业的管理；把懂得西医也懂得一点中医的人员等等，统统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1]。这种一个“结合”，多种解读，连续多年，不加反思的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极其罕见的一大怪现象。

尤其离奇的是，在至今没有准确回答“中医学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前提下，从1982 年起“中西结合医学科”已经被确定为我国“一级学科之一”。接着于“1992年11月1日，又将‘中西医结合医学’作为一个新学科列入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学科分类代码》。该标准于次年1 月1 日起正式实施，标志着‘中西医结合医学’（代码为360.30）已经成为我国一门独立的学科”[2]。

这里之所以用“离奇”二字，一方面因为中西医结合医学是在中医的学科定位未完成的前提下产生出来的。由于失去了“结合”的先决条件，自然不可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独立的学科”。另一方面，三十多年来中西结合医学并未形成不同于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概念（范畴）体系，即独立的基础理论系统。至今基础理论是一个空白这一条，即决定了中西结合医学绝对承受不起“独立的”“一级学科”的地位的。第三，开办近二十年的中西结合医学专业的课程里，没有中西结合医学专业基础课程；其临床教材全是从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教材中剪贴、拼凑而来的。至于中西结合医学研究生的专业课与毕业论文，几乎是与中医学不靠边的西医实验研究的内容。这当然不能称之为中医学创新。至于今后何去何从，其实早已是燃眉之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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