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新维度
一、什么是“音乐口述史”？
“口述史”的基本含义是指按照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或者看见者的讲述内容来编写有关历史的文献。而丹纳德·里切尔（Donald A. Ritchie，美国口述史学家），则将口述史解释为“用录音访问的形式来征采口传技艺和有着历史意义的个人看法”。①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口述”这个概念呢？对于口述史的真正含义，只是将其当作是“口头讲述的历史”来进行理解是非常浅显的。“口述”是指此类历史信息的来源通常是口头讲述，且并不是将讲述者说的话完完全全的记录下来的单一程序，是囊括了访题选择、访问、口头陈述、文字记录、整理、文章编纂、排版发表等众多阶段的学术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因为同时具有“说史人”与“写史人”这两者，所以在口述史中起关键作用的行为方式与结果，就应当从口头讲述与文字编写出发，且基于“历史”这一立学之本。
那什么是音乐口述史呢？可以从它包括的几个核心词入手：与“口述”相对应的是“笔写”，即指其内容是口头讲述的，并非文字撰写的。当然，它的呈现形式可用文字文本，也可用音频、视频等载体呈现。由于口述的实质是依赖于个人的记忆，因此我觉得载体并非是口述的实质，也就是口述访问是一种对人个体记忆的开采与搜集。相同的是，“音乐口述史”要讲述的也是和人、事、物有联系的历史信息。只是这个历史过程中的人、事、物都一定要和音乐有所关联，而且最关键的是要陈述和该人、事、物有关的音乐方面的历史事实。
二、口述史研究的现状
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对口述史就有了相关的研析，通常的认知是对口述史的研析出现于1938年，A．尼文斯，一位美国的历史学家，他的《通往历史之路》的发表代表口述史研析开始出现，首次开启了口述史学的相关研究工作。1848 年哥伦比亚大学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建立“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开启了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科的产生。进入20世纪后，口述史的研析在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值得参考的方法。在1960年代，民族音乐慢慢引进并采用“口述史”的方法和理论，美国耶鲁大学制定的 《美国音乐口述历史》方案（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Music）即“OHAM 计划”，是将音乐史学和口述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的开端。
尽管“口述史”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录音技术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领域，然而在我国先秦两汉的文学传记与诗词歌赋里都能见到它的雏形，比如《诗经》《太子晋篇》《荀子·成相篇》《陌上桑》等著作。到了近代以后，从杨荫浏、刘天华再到1950年兴起的民间音乐访查，人们就开始通过访问者的口头讲述来搜集及编撰有关民间音乐（乐种、乐师、乐事）的历史信息了，并且从1980年来自西方传入且慢慢崛起的民族音乐学的研析，大部分也是根据对民间艺者进行口头访问而取得研析资料的，可以这样说，多数民族音乐学的研析成果均是基于口头讲述来编纂的学术文献，它的学术成果里大多也参考了民间艺人口头讲述的历史信息。2014 年9月24日，中国音乐学院于首都开展了“全国首届音乐口述史研讨会”，此次会议是对口述史这个学科方法应用于音乐学的首次研讨。
这些年以来，我国的学术界在音乐口述史上的学术成果可大致分成研究实践与理论研讨两个部分，如图所示：
根据上面提及的关于口述史方面的几个成果看，即使其中不乏关于其价值和意义、口述史学与历史学的差异等有关方面的理论思考，然而从“音乐口述史”这一概念的理论层面入手进行研究的确是少之又少。至于它与一般的“口述史”不同之处，音乐口述史有关的记录等一系列涉及理论还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讨论与探究。
三、口述史——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新维度
（一）“口传心授”模式，注重“口述历史”研究
“口述史”这一种的“叙史”方式与中国传统音乐采用的“口传心授”的生命状态间是契合的：第一，“口耳相承、口传心授”为主体“移步不移形”的传承机制是中国传统音乐所独有的，“口传、身传、心传”三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中国传统音乐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内在逻辑；第二，从声音方面来切入，“口述史”其本质上讲是个体深入确切的实践并且有一定感性经验的历史；对于传统音乐历史的书写来说，其中最为直接的、珍贵的仍然是包括有个人感性和细节的语言，表述对过去声音的个人感觉、体验与经历的“口述史”“口述资料”；第三，中国音乐史一直以“礼乐”为其根脉，其背后是将声音当做符号的社会史。于乐人而言，其“乐”的口述终和他们自己的生命史息息相关，与其社会史休戚与共。如此，所谓“口述”，不止于佐证中国的历史材料，更开拓了我们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解的多重感性与理性维度，让我们有对中国传统音乐“口传心授”之音乐生命状态的尊重，为我们贴近中国传统音乐“言传、身教、心授”的“活态传承”模式指出了一条最直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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