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为何需要“哲学的观看”？

如果说史学研究为人们提供了对历史的认知，那么对史学研究这一认知活动的知识论和方法论进行反思则是史学理论所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史学理论展现了对历史学以哲学方式的观照，因此，也被称为历史哲学。然而，在历史学的学术发展史上，学界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的意义和价值，往往有不同的认识。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而言，要将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作为时代使命，那么，正视史学理论的学术功能，并提升中国史学理论的反思水平，则是不可偏废的功夫。围绕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的关系等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董立河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在西方古典时代，理论的声誉要好得多。我曾对西文中的“理论”一词作了初步的词源学考察。“理论”（theor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动词theorein（名词形式为θεωρα，theoria），与“看”（lookat）或“观看”（view）相关。在柏拉图看来，θεωρα 作为一种神圣的“观照”，是人（哲人）的理性活动所能达到的至高至纯的境界。人只有在这种境界中才能“看到”本真的存在，从而获得“真知”。这样看来，理论反倒是对现实最真实的捕捉。我国古代也存在类似的观念。《道德经》有言，“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在老子看来，万物竞相生长而终将复归根本的规律，也是需要“观”的。

柏拉图还说，视觉是给我们带来最大福气的通道。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眼睛是人类最偏爱的求知器官。如果人们没有见过日月星辰，就不会有关于宇宙的学说。眼界决定着思想的境界。能看多远，就会想多远。“思想”和“眼睛”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当然，这里所说的眼睛，已不主要是指人的肉眼，而是“概念的眼睛”，是“心目”。视觉形象构成理论。反过来，理论也可以归结为视觉形象。“观看”并不都是理论，但理论都具有“观看”的维度。理论往往可以通过还原为视觉形象去加以确证，所谓“眼见为实”，也只有借助于视觉性的隐喻，才会被普通人更好地理解。比如，一提到万有引力定律，很多人头脑中都会闪现出苹果落地的画面。关于光的性质的理论，人们也往往会联想到颗粒和波浪。

因此，理论与视觉存在密切的关联，是一种“看法”或“观点”。在德语中，“世界观”（Weltanschauung）作为一种有关世界的理论，其实是“观”（anschauen）“世界”（Welt）。这与英语中的“世界观”（world view）是一致的。在中文语境中，我们习惯上所说的“三观”，也就是对世界、人生和价值的“观点”。另外，无论中外，“理论”一词以及与理论相关的词，也经常与视觉性的词语组合使用。比如，“理论观点”“理论视角”“理论视野”“理论眼光”“高见”“远见”（foresight）、“洞见”（insight）、“创见”“见解”“见识”等。语言表达透露出“理论”与视觉的内在关联。

就史学理论而言，国内外学界有不同的界定。我把史学理论等同于历史哲学。在这里，“理论”“哲学”和“思想”是同等层次的概念，都可以理解为一种“观看”。我把史学理论分为两部分，一是历史理论，二是狭义的史学理论。前者是对于历史事件进程的概观，后者是对于历史思维过程的反思。

先说“历史理论”。它有时被称作“历史观”，也就是“观历史”，是对历史本体的一种整体性的哲学把握。“历史理论”通常具有视觉特征。比如，一提到历史循环论、线性进步史观，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圆”和“直线”的几何图形。唯物史观的主导概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则是一个有关大楼的视觉隐喻。作为对历史本体的一种“观点”，历史理论具有认知真实性的要求，也就是说，历史进程起码在某些人看来本就是周而复始的，或在某些人看来的确是不断进步的。然而，历史理论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伦理的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历史理论不仅是经验描述，而且是先验规范。换言之，它不仅要传达过去究竟是什么样子，往往还指示历史应该是什么样子，因而具有未来向度。唯物史观既有经验的认知真理性，也有面向未来的价值理想性。历史理论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不仅有规律和理性，也有价值和情感。换一种历史理论，也就是换一种观看过去的视角，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不同的态度和心情。当然，人类需要理性而崇高的历史观。

再说“狭义的史学理论”。它有时也被称作“史学观”，也就是“观史学”，是对历史学本质的一种哲学“透视”，聚焦于历史思维的“前提假设”。狭义的史学理论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狭义的史学理论是在19世纪晚期史学真正进入哲学的“问题视域”之后产生的。在此后近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围绕“历史学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形成了不同的狭义的史学理论“范式”。我们知道，“范式”这个词来自于科学哲学家库恩。他所说的“范式”的转变，其实就是一种看待科学发展的“视角”的转换。在某个史学理论范式中，史学家或者看到了历史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面，或者关注于其作为艺术的一面，从而形成了有关历史思维性质的不同的“前提假设”。这些前提假设或学科理想一旦形成，它们就会多多少少规定着史家的研究视野。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登·怀特等史学理论家开始将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历史学家的语言上，特别是历史学的故事和修辞层面上，从而重新凸显了历史学的艺术面相。于是，在这一前提假设下，西方史学界涌现出了一批像《屠猫记》《马丁·盖尔归来》之类的文学性历史作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狭义的史学理论对于历史学实践具有根本性和构成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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