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

陆启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吕和应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张 弛 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李子建 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博士生

就中国史学而言，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新”“旧”议题始终与“中”“西”问题交织在一起。梁启超所谓之“新史学”，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将中国传统史学纳入现代史学的“公理”“公例”中，实现民族自立与国家自强。及至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新史学”即从一味取法西方，转到对传统史学的重新理解和创造性转化上。西方史学作为一个重要参照，在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的社会史、文化史、全球史等接踵而至，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冲击和影响。相应地，中国史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取长补短，迎接挑战，力图达成自身的完善。与此同时，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也在中西交互频仍的境况下日渐增强，建构一种立足中国、兼容并蓄的史学新样态，成为这一代学者更为急迫的任务。

长期以来，中国的世界史学者以研究外国历史和史学经验为己任，成为沟通中西史学的有效桥梁。他们既能够从中国看西方，也可以从西方观中国，因而兼具主位客位的双重视角，也更能体验到中西、新旧之间的张力与碰撞。中国世界史学者所处的这一特殊位置，使之更具理论与实践上的自省精神，从而在推进中国史学从传统到当下的赓续，从本土到全球的跨越中，肩负起更大的责任。

从历史上看，中国史学向来有着博采众长、美人之美的内涵与气度。正如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并非替代关系，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间也理应形成一种良好的互补关系。相信中国的历史学家能够以新旧为经，中西为纬，织出中国史学更加绚丽的画面。

我们不仅要从历史学科的内在发展脉络来理解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还应关注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乃至某些国际性思潮和趋势的影响，把新史学视为对学科内外挑战的应答。在这方面，1900年前后德法两国的历史学方法论之争，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学、语言学的影响，以及当下的全球史和跨国史潮流，尤其具有代表性。

正如三位青年学人指出的，西方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且，二战后人文社科的理论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他们的观察或许已经切中另一个层次的问题：现代史学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创新和突破的进程。这让人想起科泽勒克讨论过的一个问题：现代（Neuzeit）何以是新（neu）的？因为现代的一个本质特征，在于不断发现和追求新事物。因此，传统史学和新史学这对概念的提出，本身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可以立足中国的经验反观西方。在中国史学史上，明确提出“新史学”概念的人可以追溯到梁启超。可以思考的是，西方各国有没有类似于梁启超那样明确提出“新史学”的人呢？有法国学者认为，西方史学作为一门学术工作，在1100年左右的修道院中就已经诞生了；也有人指出，17世纪本笃会的文献学家们已经奠定了现代史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手段。但很少有人说那两个时代的史学是“新史学”。“新史学”概念开启了一个有意识的创新时代，这个时代延续至今。对于西方史学，是否可以辨识出类似的“新史学”的创生时刻呢？这样的设问更像是话语或概念史的探讨，与新史学的内容没有直接联系，但它对理解现代史学的发展不无裨益，也契合今日新史学的旨趣。

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08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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