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视域下的章学诚小说观

章学诚是乾嘉时期著名史学家，他在继承顾炎武、戴震经学思想的同时，不满乾嘉学术烦琐的考据方法，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这在其小说观上也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他的小说观从史家视角出发，重视小说的征实性特征与经世作用。这在乾嘉学者的小说观中颇具代表性，进而启发了后来俞樾等人的小说研究思路。研究章学诚的小说观可进一步认识其价值和缺陷，探究乾嘉学术思潮对清代小说批评的影响。

作为史学家，章学诚主张回归汉代班固提出的传统小说观。他在《文史通义·诗话》中提道：“小说出于稗官，委巷传闻琐屑，虽古人亦所不废。然俚野多不足凭……盖自稗官见于《汉志》，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对小说有一段经典论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章学诚认为，小说源于“委巷传闻”，具有“琐屑”和“传闻”的特点，“虽古人亦所不废”，这些观点皆与班固一致，明显是对班固小说观的继承。

章学诚的小说观也有与班固不同之处。班固将小说归于子部，而章学诚则秉持史学家的立场，在拟定《史籍考》目录时列“小说部”，专收“稗乘”，分“琐屑”“异闻”两目，将小说归入杂史一类。章学诚《史籍考》中专列“小说部”，看似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实际上仍然以“前人所著录而差近雅驯者”为取舍标准，不是以文学标准来衡量小说，而是以典雅纯正的史学标准衡量小说。这不是在提高小说的地位，而是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小说的独立性，企图将小说囊括进杂史的范畴，其根源还在于班固视小说为小道的观念。

章学诚的小说观体现出强烈的征实性特征。在乾嘉学术思潮影响下，章学诚主张小说写作应虚实分明，虚构和史实不容混杂。他将小说按题材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历史题材，一种是非历史题材。历史题材的小说要完全征实，非历史题材的小说可以虚构。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论述道：“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人耳。”因此，在他看来，《西游记》《金瓶梅》之类非历史题材小说即使是“全凭虚构，皆无伤也”，而另一类历史演义小说如《列国志》《东西汉演义》《说唐》及《南北宋志传》等，则必须“多纪实事”。他以史家的纪实标准要求历史演义小说完全征实，还原历史原貌，因此反对历史演义小说虚实错杂，尤其批评《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的写法。这说明章学诚将历史演义视为接近于史传的一类文体，而非文学性小说。实际上非历史题材小说不能完全脱离现实基础，而历史题材小说也不能完全消除虚构。显然章学诚出于史家的征实观，过于强调历史演义小说应具有历史真实性，以致忽视了小说的文学特质，混淆了文学性文体和学术著作的差别。

章学诚没有像钱大昕那样单纯否定小说的虚构手法，这是由于他从义理出发，更加看重小说的社会功能。历史题材小说具有补史作用，所以必须严格要求历史题材小说的征实性。而非历史题材小说本身不具备补史功能，所以章学诚才能适当允许虚构存在。但章学诚的这种观念并不意味着他全面认识了虚构的文学意义，恰恰反映出史学家对虚构的轻视和否定。

章学诚的小说观不仅偏重征实，而且注重小说经世的现实价值。章学诚以扭转时代风气为己任，提倡“学以经世”和“六经皆史”，力图恢复儒家自古以来的经世致用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章学诚虽然视小说为小道，但更肯定小说补史和教化的经世作用。

首先，章学诚强调小说具有补史作用。他认为史料无处不在，小说也可作为史料。他在《为毕制府撰湖北通志序》中提道：“所谓先民有言，询于刍荛，稗官小说，亦议政者所参听也。附于三家之后，不以累经要也。”在章学诚看来，稗官小说描写社会风俗民情，可以为议政者提供治理国家的参考，具有与史书一样的资政作用，可补充史料之不足。

此外，章学诚还从小说中寻找史料。例如，他认为，《金瓶梅》中的称呼可以“与今互参”：“观明人所为《金瓶梅》小说，于官之尊者称为老爹。老爹即老爷也，以称太师、提督、抚按诸官。如知县、千户等官，则以大人呼之。疑明时称谓，与今互异。”（《乙卯札记》）从虚构的小说中，他考察出明代称呼与其生活的时代有差别，从侧面补充了明代历史文化风俗资料。这种补史的观念从汉代班固时就存在，但班固更强调观民风的作用，与补史不同。明代林瀚提出小说可作“正史之补”，修髯子提出“羽翼信史”的小说观，但他们是从小说具有普及历史知识的角度着眼的，与章学诚将小说作为史料的观点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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