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教授舒衡哲：聆听历史声音，寻找回

舒衡哲（Vera Schwarcz），美国卫斯理安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现代史和世界犹太史研究专家，也是诗人和作家。1979-1980年，舒衡哲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是中美建交后第一批官方交换学者之一。

1947年，舒衡哲出生在罗马尼亚克鲁西地区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5岁那年随家人移民美国。虽然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在舒衡哲的童年印象里，一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历史阴影存在。由于从小生长在至少7种语言的环境中，这培养了她对语言的敏感与天赋。但也正因如此，青年时期的她一度感到自己完全没有母语，甚至想要脱离自己的历史。

1979年，舒衡哲踏上了一条“离开”的路，飘洋过海来到北大学习。但她未曾预料到的是，这成为了一条寻找的旅途，令她听见历史的声音，也找到了回家的路。

北大求学岁月

1979年2月，在中美正式建交前夕，当时已在维斯大学教书的舒衡哲在面对前往中国的机会时，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要去！”虽已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舒衡哲却毅然选择了进入并不擅长的中文系学习。与其他来中国的美国学生不同，舒衡哲上的具体课程比较少。“我琢磨着来北大学什么，当时我更多想获得的是参加一些学术会议的机会，了解当时中国学术界如何谈论五四运动研究中的一些历史问题。”

“‘文革'结束后，我可能是最早利用北大图书馆进行学术研究的人。”经过一系列的审核、批复，北大外事办公室（现北大国际合作部）将全套《新潮》杂志及各种馆藏资料提供给舒衡哲。“我之后用了三四个月来阅读，在当时能看到《新潮》杂志是十分困难的。”舒衡哲说道。

在北大学习的一年半中，舒衡哲住在北大南门旁边的26号楼。谈及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舒衡哲回忆起1979年“五四”当天在北大观看电影《青春之歌》的场景。彼时，舒衡哲是一位共产主义信仰者，能有机会同中国学生交流，还曾一起去公社劳动，因此这部电影令她深受感动。“2009年5月重回北大，有机会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再次观看《青春之歌》，真是非常奇妙的感觉。”

舒衡哲初到北大时，中文系分派乐黛云担任她的导师。仅仅经过两三次的交流，两人间的关系便已超过了普通的师生关系。“刚到北大一两个月我就生病了，乐黛云采了黄玫瑰送给我。当时的我不需要中药、西药，乐黛云送的花就是最良好的药。”乐黛云不仅与她有着学术上的联系，更是她生活中的挚友。周末，舒衡哲常常跑到乐黛云家中吃饭，并和乐黛云、汤一介一同外出散步、爬山。她特地买了一辆自行车，骑行到天安门、故宫、圆明园等名胜游览。1980年回美国时，舒衡哲将自行车留在乐黛云家里，之后的十几年间每次回北大，她都继续用原来的这辆车。

在北大期间，舒衡哲与许多老师都结下了不解之缘。通过乐黛云的介绍，舒衡哲认识了王瑶、侯仁之、季羡林等人。“我和王瑶刚认识的时候，经常一起喝茶，后来慢慢开始谈论关于鲁迅的问题。我后来的《鸣鹤园》一书写的就是王瑶的家，这算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吧。”1979年底，舒衡哲的男友杰森·乌尔夫（后来成为她的丈夫）来北大找她。杰森在美国是生物系的教授，舒衡哲也因此认识了北大生物系的老师。“北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其实没有什么根本的分别，他们都是地道的文人。比如生物系的陈阅增，他对我关于中国与犹太人记忆的研究帮助很大。”

返回美国后，舒衡哲出版了一本《漫漫回家路：一部中国日志》，以她在中国的日记为主体，描述了她如何看待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有意思的是，舒衡哲所谓的“回家”是指自己对美国和犹太人的了解，而“中国”则是她离开“家”的路途。为了脱离犹太人的历史，舒衡哲开始学习中国历史。但正因“漫长的离开”和北大一年半安静的时光，才让她重新理解自己的文化认同以及对自我的体认。

聆听“五四”老人的声音

中国启蒙运动研究和犹太文化研究是舒衡哲学术世界的两大板块，而这两个板块又以北大为媒介奇特地结合在一起。1971年，舒衡哲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研究中国的五四运动。初来北大时，舒衡哲是美国学院中一个激进的年轻“左派”教师，对“五四”的最初兴趣源自于“革命”“启蒙”和“毛泽东”几个关键词。然而，通过在北大的学习和生活，她逐渐意识到“五四”不仅是启蒙历史，“五四”思想更是从未结束，单凭历史资料无法弄清“五四”时代的历史全貌。1979年深秋，舒衡哲开始陆续拜访曾亲历过五四运动、尚健在的重要知识分子，并进行了为期五年的口述史访谈，试图从历史概念研究转移到聆听历史的声音，聆听那些“五四”老人们生命中活生生的细节。这些访谈资料一方面补充了原来局限于书面材料的“五四”研究的不足，同时也开启了一种新的深入历史的研究方式，即口述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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