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将西班牙当成了“日本鬼子”

陈灨一是江西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生。他的表伯杨士燮，是1894年的恩科进士；表叔杨士琦，是袁世凯的幕僚智囊。陈灨一先后跟随在杨氏兄弟身边，得以知悉许多晚清民国的官场典故，后来据此撰成《睇向斋闻见录》一书。

书中有一则典故，谈的是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说他误将欧洲的西班牙（日斯巴尼亚），错当成了亚洲的日本：

“王文勤公(文韶)久官枢府，素称顽固。光绪某年，日斯巴尼亚遣使来华，要求缔结某项新约。外务部依例呈报军机处。文勤闻之，怒曰：‘日本鬼子又来胡闹！’章京某对曰：‘日斯巴尼亚者，乃欧洲之西班牙国，非亚洲之日本国也。’文勤正色曰：‘安知彼非因作无厌之求，恐我不允，变称他名朦混？诚如君言，则西班牙何以又称日斯巴尼亚？彼既可一国两名，日本又胡为不可？’某但笑而不敢辩。”

大意是：“日斯巴尼亚”送来外交文件，王文韶怒骂“日本鬼子”又来搞事情。下面的章京（协助处理文书等具体事务的官员）提醒他“日斯巴尼亚”是西班牙不是日本。王丢了面子，不肯爽快认错，又说日本有可能是在改名蒙混，试图谋利。

图：王文韶

“西班牙”与“日斯巴尼亚”这两个译名，前者来自英文，后者“合乎西班牙文的原音，也合乎更古的拉丁文原音”。两个译名同时流行于晚清，在1870-1890年代，使用率上几乎不分轩轾。直到1920年代，“西班牙”才全面战胜“日斯巴尼亚”，成为民间与官方的通用词。

下图引自1879年的一份《万国公报》。可以看到，报纸标题用的“西班牙”，报纸内文用的却是“日斯巴尼亚”。王文韶错将西班牙当成“日本鬼子”的时间，也应是1878-1879年左右——王在1878年进入军机处，次年进入总理衙门；1874-1879年，恰又是日本因入侵台湾、对华通商、吞并琉球等事务，频繁与总理衙门发生交涉的时段——此一时段，总理衙门的公文，多将西班牙称作“日国”，而将日本称作“日本国”以示区别。

王文韶闹出的这番笑话，只是晚清外交“盲人摸象”状态的一个极细小的缩影。

因为不愿对外派遣使节（担忧使节到了欧美会引发礼仪问题，既不想让大清使节在欧美跪拜“夷酋”，又担心“夷酋使节”会以清朝使节不跪拜为由，也拒绝跪拜大清皇帝），朝中重臣与知识分子又不愿学习西学，清廷长期处于一种对外国情状全盘茫然的困境。

比如，1868年蒲安臣代表清廷出使时，努力向欧美各国推销他的“对华合作政策”——该政策的涵义，简单说来就是：（1）在华拥有利益的欧美国家之间取合作态度，而非彼此倾轧；（2）欧美各国与清廷之间取合作态度，而非以清廷为必须推翻的敌人，主张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与清廷的争端，同时推动清廷接受国际法和条约外交。但清廷没有驻外使节，无从了解“合作政策”在欧美各国的被接受程度，自然也就无法知晓、衡量该政策在外交上对清廷有何价值。这直接导致蒲安臣在欧洲的外交活动，没能在清王朝激起半点波澜。

再如，因为没有驻日公使，也无知日派知识分子，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时，清廷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直到威妥玛等欧美国家驻华使节前往总理衙门，询问日本的军事行动有无得到清廷的同意，总理衙门才将信将疑，赶紧动作起来，去向各处求证。此时，日军兵锋已经抵达台湾。

再如，英国自1860年代起奉行“光荣孤立”的外交策略，“避免与其他欧洲国家结盟或发生冲突，集中力量扩大英国在全世界的利益”。清廷没有派驻驻英国的公使，也没有来自伦敦的第一手情报，对英国的这种外交策略一无所知。于是，在1875年的中英“马嘉理事件”中，清廷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交涉时，完全处于一种两眼一抹黑的状态，只能依赖对威妥玛个人言行举止的观察，将之当成决策的重要依据。结局便是丝毫不能利用其它国家的立场来制衡英国，全然受制于威妥玛的各种武力讹诈。

图：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中的“日”，也指的是西班牙

其实，王文韶不是唯一一个在“日斯巴尼亚”问题上翻车的晚清大员。据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载，官至两广总督的谭钟麟，也闹过一出相似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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