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史学集刊》2020年第4期。

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万历朝的政治特点

——“明亡于万历”新解

田　澍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

摘　要：理性认识万历政治的特点，是理解晚明的锁钥。而要认清万历朝的政治特点，首要的问题是能否客观地审视张居正。人们简单地将张居正担任首辅的万历前十年与其后的万历政治截然分开的做法，是不可能认清张居正的历史影响的。人们在颂扬张居正之功时，还必须客观地看到其对万历政治的负面影响。其中严防第二个张居正式人物的出现，是最显著的教训。而在张居正死后，神宗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着张居正的这一做法，并予以公开化和扩大化，在持续的反张运动中切实做到了杜绝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但明朝因此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书写了其独有的亡国模式。只有以这种视角来观察万历的政治特点和演变路径，才能真正理解“明亡于万历”的深刻含义。

关键词：万历；晚明；顾命；内阁；高拱；张居正

对于万历政治的叙述，学界主流的叙事模式是首先讲张居正改革，然后讲对张居正的清算和神宗怠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并因此导致明朝的灭亡，一再凸显“明亡于万历”，即张居正死后的万历时期。其中一些学者对张居正“人亡政息”遗憾不已，想当然地指望他的后继者能够延续张居正的作风与政策。同时对张居正“人亡政息”的原因简单地归于神宗的翻脸，而不提及张居正个人的因素。如言：“张居正虽然有远见之明，但再多的智慧与权谋，也敌不过皇帝的变脸。人在政在，人亡政息”。[1]黄仁宇也说道：“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2]

自神宗即位后，所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张居正与内廷勾结赶走顾命首臣高拱。该行为破坏了穆宗生前的顾命安排，在极短的时间里张居正由次辅变为首辅，极大地改变了隆庆、万历之际的政治生态，给万历朝政治带来了莫大的影响。第二件大事就是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的突然病逝，使万历初年的顾命政治局面因张居正倒在首辅岗位上而被动中止，使其未能按照穆宗的遗愿将皇权主动而又顺利地移交到神宗手中，对身后的万历政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这两件大事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即张居正与万历政治关系的问题，一个是头，一个是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长期以来，学界简单地割裂张居正去世前后的万历朝政治，以片面的“改革”视角人为地将万历朝划分为张居正生前和死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如有的学者在全面肯定张居正的同时，一味地否定张四维等后继首辅，认为“张居正卒，张四维、申时行先后继为首辅，皆无格君之术”，其中申时行“继为首辅，其为祸尤大，万历政敝与其有莫大关系”，并对其柔软自守、循墨避事的品行大加挞伐，[3]而极力回避张四维、申时行等阁臣被张居正荐用的基本事实和应负的连带责任。

事实上，自张居正夺取首辅之后，明朝政治便向弱化首辅权力的政治陷阱发展，张居正身在其中而不自知。自张居正担任首辅开始，防止出现第二个张居正式的人物便成为万历政治的最大特点。张居正本人就没有指望自己的权力格局在其身后延续，对阁臣人选的过硬素质没有清醒的认识，未能选拔任用有担当、有能力、有品行的朝臣进入内阁，当然更谈不上对内阁制度的改革和对阁权的进一步强化。换言之，因顾命政治而形成的张居正的政治作风不可能延续下去，在这一特殊时期，张居正的表现只与张居正个人有关，随着张居正的突然病逝，所谓张居正的行政风格和特点必将消失，绝不可能延续下去。把这一变化的原因简单地推卸到神宗或后继阁臣身上，而刻意回避甚至无视张居正的责任，则是偏颇的。

一、阁权的逐渐强化是明代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

尽管明朝政治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但朱元璋等明代统治者能够深刻反思历史，吸取历史教训，不断改革政治体制，有效防范各类害政势力，制度的后发优势明显。在明初制度变革中，最显著的莫过于朱元璋废除传统相权之举，这是学界所普遍认可的。至于废相是否具有积极作用和意义，学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随着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把明代内阁简单地比附为传统相权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否定，相当一部分学者以动态的眼光来认识明代阁权的演变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分阶段认识阁权的变动趋势。总体而言，有明一代阁权经历了由弱变强和由强到弱的过程，但两头的“弱”，其形式与内涵完全不同。前一个“弱”，是废相之后内阁形成初期的必然现象。

上一篇：乾隆皇帝有多败家？“六下江南”导致国家经济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