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人类学是目前国内学界，尤其是民族学人类学界①和历史学界的一个关注热点。以打破学科藩篱为目的，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兼具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学科优势的历史人类学正在努力筹建和建构过程之中。1986年10月，中山大学成立了由历史学、人类学研究人员组成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在香港科技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的协助下，重视民间史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珠江三角洲、香港、潮州、汕头、福建南部地区的明清时期的地方史进行了批评性反思。[1]2001年2月中山大学重新组建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1年7月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②就历史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取向，以及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广泛深入地讨论；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历史人类学学刊》于2003年创刊，在香港出版。这些举措，正是为此所做必要的铺垫与累积。

国内学者们在对历史人类学概念、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进行热烈讨论的同时，也给出了很多以历史人类学命名的实证经验研究，但众说纷纭，内容庞杂，角度各异，缺乏明晰的主导性研究方向。可以说，无论是国内的民族学人类学界，还是历史学界 （多以社会史研究者为主），都试图从对方汲取“养分”，走出一条历史人类学的学术创新之路。而汲取什么，怎样汲取，如何将历史学与民族学人类学有机结合起来，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毋庸讳言，也尚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③

这种状况，与对历史人类学这种学术现象本身缺乏深入认识有关。众所周知，历史人类学是源自西方④的“舶来品”，要洞悉历史人类学的本真面貌，有必要溯本清源，深入考察西方历史人类学的源流及最新发展。为此，首先要了解国内外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了解国内外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基本认知状况。本文即在于系统梳理国内外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与认知，为深入和拓展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逻辑起点，对于国内学界在历史人类学理论构架下展开经验研究，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人类学概念、理论、方法及学科体系而言，也有一定的启示及参考价值。

二、国内学界的代表性研究

（一）国内史学界的研究

国内对西方历史人类学予以较早关注的，来自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史学界。他们主要对战后西方史学出现的“人类学化”倾向（战后西方史学如何借鉴人类学理论方法）进行介绍和评析，因此，他们所讨论的多是史学脉络中的西方历史人类学。荣颂安在1986年第11期的《世界史研究动态》中，撰文《历史人类学简介》，从西方史学的角度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诠释：“所谓历史人类学，就是从历史学这个领域出发去研究和回答人类学提出来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主题引入了历史学，试图对它们作出历史的解释。”⑤

之后，又有很多学者提出了各自的理解，有关史学脉络中西方历史人类学的讨论日渐增多。⑥另外，还有一些世界史学者，在各自的具体研究中涉及一些史学脉络中西方历史人类学的讨论。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除世界史研究者外，一些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人员，也加盟到该行列中来。他们在对西方历史人类学（主要限于西方史学学科脉络，也涉及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脉络）进行诠释的同时，有的还结合中国史料，生产了一些以历史人类学为研究框架的实证作品，给出了中国学术语境中历史人类学的诠释方式。⑧

总的来看，国内史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史学脉络中，以局部性的译介和评析为主，并无专门的深入研究。他们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解释虽不尽一致，但基本上都认可了荣颂安的阐释方式，即“从历史学这个领域出发去研究和回答人类学提出来的问题”的角度去诠释西方历史人类学，并据此从事历史人类学方面的经验研究，形成了有关历史人类学的相对稳定的共识与论断。

（二）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的研究

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和讨论，主要集中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脉络之中，同时也涉及到史学学科脉络中的西方历史人类学。与国内史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及形成的有关历史人类学的相对稳定的共识与论断相比，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则显得有些纷乱，未形成明显的定论，分歧多于共识。另外，在引介与诠释的同时，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也贡献了一批以历史人类学为研究框架的实证作品。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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