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精神国防抗战时期史学经世功能的旨归

在全民族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史学的发展路径和价值取向是抗战学术史和史学发展史上值得深究的一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抗战史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学界同仁对抗战时期史学思潮的转变、抗战史学的性质及其对抗战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和阐述[注]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张书学：《论抗战时期中国史学思潮的转变》，《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田亮：《抗战时期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牛润珍、杜学霞：《略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史学的学术趋向》，《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田亮：《抗战史学与民族精神——作为抗战文化的史学及其历史贡献》，《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杜学霞：《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界风气的转变与抗战史学的兴起》，《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胡逢祥：《论抗战时期的民族本位文化史学》，《史学月刊》2016年第4期；等等。。但是，抗战史学对传统史学经世功能是怎样继承和超越的，抗战史学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如何因应抗战的需要并在战争的洪流中付诸实践的？抗战时期史学经世功能诸问题仍需置于抗战的历史时空中进行全面的考察，惟其如此，才能明晰抗战史学的本质属性和经世路径。笔者不揣浅陋，就以上问题略加分析，以弥补相关研究之不足。

一、抗战史学对传统史学经世功能的继承和发展

如学界所论，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是抗战史学的特征和属性。这一特性的形成固然有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所造就的因素，但与传统史学的基因也不无密切的联系。史学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以及对于抗战的贡献，归根到底都是史学经世功能的体现和产物，正是我国史学的经世传统才为抗战史学挹注了强大的思想力量。抗战时期的史学思潮并非是从服膺考据学派向经世致用的转向，而是对我国传统史学经世功能的继承和发展。

史学的经世功能是指史学因应现实的需要而发展并为现实服务的属性、目的和作用，也即我国悠久的史学发展史上被无数先贤所倡导和论证的史义或史意之所在。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注]《孟子·滕文公下》，陈戊国点校：《四书五经》(上)，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93、94页。道出了孔子“微言大义”以资治经世的史义。《春秋》开启了后世史学的经世传统，《史记》和《资治通鉴》则将这种经世的治史旨趣发展到极致。唐以后，经世史学逐渐成为史学的主流。杜佑“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注][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自序。。宋代浙东史家更是将经世的治史宗旨发扬光大。无论是孔子的史学开山之作《春秋》，还是官修的“二十四史”，无不体现了史学应时应势而作的价值取向。

传统史学的经世要旨不仅体现于众多的史学著述之中，而且成为被不少史家所强调的理论自觉。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顾炎武主张“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注][清]顾炎武：《与人书二十五》，唐敬杲选注：《顾炎武文》，武汉：崇文书局，2014年版，第91页。，指出：“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注][清]顾炎武：《答徐甥公肃书》，唐敬杲选注：《顾炎武文》，武汉：崇文书局，2014年版，第94页。。同时代的另一位大儒黄宗羲所提倡的“经世应务”治史思想影响深远，以致被清代盛极一时的浙东学派奉为圭臬。清代史论名家章学诚系统阐发了史义之重要，强调“作史贵知其意”[注][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5、320、178页。，谓史义为“史家著作之微旨也”[注][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5、320、178页。，认为“学术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注][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5、320、178页。。在章氏看来，经世乃史义之所系。虽然传统史学的经世功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曾遭人诟病，乃至有清一代转向故纸堆的乾嘉学派异军突起，但这只是史学在外部压力之下的权宜之举，并非经世传统的断裂和终结。总体而言，史家关心现实、主张治史以经世仍是主流的价值取向。

纵而观之，传统史学的经世功能以资治醒世为特征，这在明清以前表现得更为突出。《春秋》之所以声名大噪，与后世对其镜鉴功能的阐发具有密切关系。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注]《孟子·滕文公下》，陈戊国点校：《四书五经》(上)，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93、94页。公羊子曰：“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注]《春秋公羊传·十四年》，陈戊国点校：《四书五经》(上)，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1438页。说明《春秋》对于为君者为臣者所具有的镜鉴作用。司马迁则将《春秋》的经世作用由资治之道延伸至礼仪规范和道德教化，指出：“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注][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墨非编译：《史记精解》，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版，第312页。司马迁秉《春秋》之史义，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注][汉]司马迁：《报任安书》，韩兆琦等：《史记评注本》(下)，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823页。为治史理想，从而成就了《史记》这部鸿篇巨制。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以“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诫”[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册，何香久审订，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1页。为宗旨，树立了治史以明道救世的典范。南朝梁代文艺理论家刘勰指出：“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注][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页。从理论上道出了史学的镜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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