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鼷鼠食郊牛角新解

在《春秋》经文之中，有三处言及“鼷鼠食郊牛”。为便于讨论，现将其文本迻录如下：

《春秋》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春秋》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邾子来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春秋》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与《春秋》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笼统而言“鼷鼠食郊牛”不同的是，《春秋》成公七年明确指出了鼷鼠所食郊牛的部位是“角”（“鼷鼠食郊牛角”），并且是一食再食（“鼷鼠又食其角”）。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众所周知，孔子“笔削”《春秋》①，秉持“春秋笔法”，灌注“微言大义”，可谓“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巿朝之挞”（范宁《春秋穀梁传序》）②。《春秋》一而再、再而三记录“鼷鼠食郊牛”，恐怕并非等闲之笔，其中当有“微言大义”。不出所料，历代注疏家、经学家多有阐释“微言大义”者，是为“旧说”。在笔者看来，历代“旧说”实不可信，故有“新解”之必要。进而言之，通过这一“个案”的考察，笔者觉得可以“见微知著”，故有“余论”之申说。

一、旧 说

《春秋》“三传”之与《春秋》本经，相待而成、相辅而行③。《春秋》成公七年经文所录“鼷鼠食郊牛角”，只有《穀梁传》有传文，而《左传》和《公羊传》均无传文，但二传的注疏家则有所阐释。

先看《左传》之注、疏。杜预注：“称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礼也。”[1]726注文的着力点在于名物和礼制，行文平实而客观。值得注意的是，注文没有解释“牛角”，或许是因为“牛角”字义直白而无须解释。与杜预注文如出一辙的是，孔颖达的疏文解释了作为名物的“鼷鼠”和作为礼制的郊祀；而与杜预注文大为不同的是，孔颖达的疏文解释了“牛角”，并且阐发了《春秋》“笔法”。孔颖达说：

“改卜牛”下重言“鼷鼠又食其角”，不重言“牛”者，何休云：“言角牛可知。后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改卜被食角者，言“乃免牛”，则前食角者亦免之矣，从下“免”省文也。[1]726

孔颖达所解释的《春秋》“笔法”，着眼点主要还是“叙事”，即《春秋》何以如此“写作”，并没有言及“鼷鼠食郊牛角”的“微言大义”（内容），或者说“鼷鼠食郊牛角”的“隐喻”之义。

再看《穀梁传》的解释。《穀梁传》云：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辞也，过有司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伤，展道尽矣，其所以备灾之道不尽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继之辞也。其，缓辞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过也。[2]221

《穀梁传》既有“叙事学”的解释（如“急辞”“缓辞”等），也有“历史学”的解释（如“郊牛日展觓角”“备灾之道”“有司之过”等）。这似乎没有什么特异之处。需要注意的是，范宁在解释“鼷鼠又食其角”时，揭示了其“隐喻”之义，“至此复食，乃知国无贤君，天灾之尔，非有司之过也，故言其以赦之”[2]221。范宁的这一阐释，后为唐人杨士勋所继承，“至此郊牛复食，乃知国无贤君，非人所不能也。谓国无贤君之故，为上天之所灾，非人力所能禁，所以免有司之过也”[2]221。

由“鼷鼠又食其角”这一“现象”，一下子跳跃到“乃知国无贤君”这一“结论”。在作为“他者”的西方人看来，这是“隐喻”，而在作为“我者”的中国人看来，这其实是“天经地义”的。因为“经学思维”统治、支配下的传统中国，“经”是凌驾于“史”之上的。

往前追溯，《穀梁传》注疏者范宁、杨士勋的“大义”阐发、“经学”路数，实际上早已见诸《公羊传》注释者何休及其前人京房。再往前追溯，其先驱者是董仲舒、刘向者流。何休云：

鼷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传》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书“又食”者，重录鲁不觉寤，重有灾也。不重言牛，独重言鼠者，言角，牛可知；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

言角在牲体之上，指于天，亦是上逆之象。[3]384

在何休看来，牛之“角”以及“角”之附生（“角在牲体之上”）、“角”之指向（“角生上指”），都具有“微言大义”“隐喻”之义。套用经学家的思维与话语，可谓“某者，某之象也”。惜乎京房、何休之语过于简略，无缘得其细节。相对而言，董仲舒、刘向之语因详载于班固《汉书》，故可一窥其详。《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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