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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集刊

在思想与史学之间 ——评李德锋《明代理学与

梁启超提出“史学史作法”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其后的学者们实践并不断发展了这一“蓝图”①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各种史学史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日趋成熟。进入新世纪,史学史仍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近段时间以来,学者们为了谋求史学史的进一步发展,普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推动史学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就目前的认识而言,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进一步深入发掘传统史学内涵,把史学真正地置放到整体历史背景中来加以认识。有的思考更为具体一些,认为应当在学术文化领域内重新定位史学,发掘其学术价值。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要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这要求除了注意那些早前为人们所忽视的领域之外,还要注意那些在比较固化的学术领域之间的交叉地带。由此看来,以史学为本位,强调史学史与其他学科史的交叉研究,不约而同地成为新时期学者们谋求史学史再发展的一个可行尝试。201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德锋著《明代理学与史学关系研究》(以下简称《关系》),就是在这一思考的基础上完成的。该书主要具备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强调了明代理学对史学的影响。该书充分注意到理学在明代的新发展,即程朱理学的继续发展和阳明心学的兴起,分别设置“明代前期的理学发展及其困境”及“明代前期理学支配下萎靡的史学”等章节来论述明代程朱理学对史学的消极影响;设置“阳明心学的兴起、价值及其史学表现”和“心学影响下中晚明史学的崛起”等章节来论述阳明心学对史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可以说,是系统地探讨了明代理学新发展对史学的完整学术意义。

第二,系统探讨了明代史学对理学发展的约束和塑造作用。该书认为,“在明代理学与史学关系中,理学拥有较大的主动权,但这并不是说明代史学在明代理学面前完全无能为力”②李德锋:《明代理学与史学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正文以“附庸与救赎:明前期史学对理学的影响”和“史学对阳明心学的影响”等章节名目分别探讨了明代史学对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不同作用,这就使得对明代理学与史学关系的研究,以双向作用的视角,研究得更为细致和彻底,也避免了以往的交叉研究往往基于各自领域进行不同程度的探讨,并没有真正注意到双方领域的双向互渗。

第三,充分注意到了明代思想领域中“合会朱陆”现象的存在。该书第五章“合会朱陆”与明代史学发展,不仅系统地探讨了明代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共同的对“天理”或“良知”的追求,“格物致知”与“良知”之致的工夫论问题,以及这些共通性对双方注重实务的学术特点的影响,还从“荣经陋史”基本理念的延续、对经世致用史学传统的普遍认可以及对一些史学基本准则的遵循与发展等视角,探讨了明代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对史学的共同塑造。这进一步扩展了明代理学与史学关系研究的内涵。

第四,高度理性地对待明代理学与史学的关系。作者丝毫不掩饰其立足于史学本位的思考立场,但很能控制这一学科情怀,如在总论明代理学与史学关系时,其言:“尽管有些不情愿,在明代理学与史学的关系中,理学显然占据着较大的主动”①李德锋:《明代理学与史学关系研究》,第9、300、9页。。又如在已经系统地探讨了明代理学与史学的关系之后,作者在本书结尾言:“凡此种种,也都表现出明代史学是脱离于理学而形成的一个独立领域,理学家们在进入这一领域时,一些既有的史学传统应该是他们展开史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学术前提。虽然,这种思维进一步演进的境况,某种程度上是与我们探讨明代理学与史学之关系这一主题相背离的,但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所探讨的这一主题的有限性,这恐怕也是明代理学与史学关系发展的一个面相”②李德锋:《明代理学与史学关系研究》,第9、300、9页。。由论证研究专题的创新性到其有限性,这也不能不说是作者认识的坦然和理性。

第五,不仅重视梳理明代理学与史学关系之间的逻辑思路,更注重其间历史思维的运用。在研究明代理学与史学关系时,作者肯定了逻辑“分疏”的重要性,“而且我们发现在直接史料欠缺的情况下,这种逻辑上的疏导对暂时缓解我们在某一研究主题探究不得所形成的焦虑情绪上效果良好”,但也明言:“我们在探讨明代理学和史学的关系时,或者在分析理学和史学于明代的具体发展时,更希望从历史的情景出发,来分析两者于各自领域的发展以及两者的具体关系的历史表现。也就是说,在我们本文的研究中,逻辑思维是服从于历史思维的”③李德锋:《明代理学与史学关系研究》,第9、300、9页。。依从于这一学术观照,《关系》一书中凡涉及研究专题时,都是从这一专题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系统梳理其学术渊源和内涵,最终归结点是探讨附着于这一学术个案上的理学与史学关系。如关于程朱理学于明代的发展而言,不仅从逻辑上梳理了跨时空的程朱理学对明代史学产生的各方面影响,而且充分注意到理学于明初经过了“官方化”改造后,对明代史学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实际影响。这都使得关于明代理学与史学关系的研究更加细致、具体,也更为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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